董其昌书论中生、熟之说辨析

邓宝剑( 北京师范大学 )

董其昌论书有生、熟之说,历来引人瞩目,比如清代吴德旋便称赞说:“董思翁云,作字须求熟中生,此语度尽金针矣。”[1]然而董氏之论究竟应该如何理解,却颇有歧说。

董其昌云:          

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,第少生耳。而子昂之熟,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,惟不能多书,以此让吴兴一筹。[2]

与赵文敏较,各有短长。行间茂密,千字一同,吾不如赵。若临仿历代,赵得其十一,吾得其十七。又赵书因熟得俗态,吾书因生得秀色。赵书无弗作意,吾书往往率意。当吾作意,赵书亦输一筹,第作意者少耳。古人云,右军临池,池水尽黑,假令耽之若是,故当胜。余于赵亦然。[3]

董其昌认为自己与赵孟頫在书法方面有生、熟之别。生熟和书写的多少是有关的,正所谓“不能多书,以此让吴兴一筹”,然而显然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书写 的多少,否则“赵书因熟得俗态,吾书因生得秀色”就不可理解了。练得多反而有俗态,练得少反而有秀色,绝无这样的道理。有学者将“生”解读为风格的“生 拙”,然而因生拙而“得秀色”,也不易说得通。亦有学者将“生”解读为不拘古法而出新意,若如此,则是赵孟頫多古法而董其昌多新意,那么董氏所云“若临仿 历代,赵得其十一,吾得其十七”又与此相抵牾了。

“生”既不是生拙,又不是与古法相区别的新意,那生、熟二字究竟何谓?

事实上,理解董其昌书论中的赵、董之别与生、熟之别,不能脱离师法古人(尤其是晋人)这一语境。董其昌说:“赵文敏临稧帖,无虑数百本,即余所见亦 至夥矣。余所临生平不能终篇,然使如文敏多书,或有入处。盖文敏犹带本家笔法,学不纯师,余则欲绝肖,此为异耳。”[4]晋人书法,是赵孟頫与董其昌共同 的学书宗尚。在董氏看来,赵孟頫比自己练得多,其实只是运以自家笔法,而自己虽然写得少,却能逼肖古人。自己比赵孟頫欠缺了熟练,却比赵孟頫更多了对古人 笔法的心领神会。

董其昌认为,若要探得古人妙处,必当在学书的过程中有所“悟”。他说:“余少时学虞书,忽于临写时得其用笔之诀,横斜曲直,无不合者。他书则不 尔。……近代王雅宜,一生学永兴书,独于发笔不似,若其形模,已十得六七矣。固知古人长处,须悟后可学也。”[5]王宠终其一生学习虞世南,不可谓不熟, 但是只能得虞书之间架,笔法却不能相合。而自己学习虞世南,是在临写中有所领悟——“忽于临写时得其用笔之诀”,并在这领悟的驱动下继续临写,以至有更深 入的印证——“横斜曲直,无不合者”。

董其昌又对苏轼与赵孟頫有所比较,他说:“赵吴兴大近唐人,苏长公天骨俊逸,是晋宋间规格也。学书者能辩此,方可执笔临摹。否则纸成堆,笔成塜,终落狐禅 耳。”[6]大意是说,苏轼的书法能入晋宋(指南朝宋)格局,而赵孟頫则只能学至唐人,如果不能对书格有见地,纵然有再熟练的工夫也是徒劳。

上引董其昌的诸多议论,涉及赵孟頫与董其昌之比较、王宠与董其昌之比较、苏轼与赵孟頫之比较,这些比较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。在他的眼里,自己能入晋人格局,而赵孟頫与王宠不能得晋人妙处,根本的区别是,自己能够在学中悟,于悟后学,而后者则一味临学,而乏于领悟。

追摹前贤笔法,当然需要不断临写以求精熟。随着临写的深入,学书者对古人的笔法会有新的领悟,自身的理解结构和书写方式因而得到调整。当获得一种新 的理解结构和书写方式之后,又需大量的练习去印证、巩固、提高。在这个练而悟、悟而练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中,学书者对于古贤笔法的理解和实证越来越真切深 入。每一次新的领悟都是以往之“熟”推动的结果,同时也是对以往之“熟”的打破,自可称之为“生”。而每个阶段的力求精熟的练习都发源于“生”,并且成全 了“生”,犹如瓜果由生而熟一般。因为有“生”,书法的练习才能活泼而富有生机。因为有“熟”,这生机才能得到养护和光大。

任何一个书家都是在悟与练的循环中趋近古法之真谛的,然而不同的书家或又有所侧重。有的侧重于悟,趋近古法之妙却难免有生疏之憾;有的侧重于练,下 笔精熟却难免执着于自己的书写习惯。“古人长处,须悟后可学”,“生”与“熟”的张力,其底蕴当是学古之途中“悟”与“练”的张力。

在董其昌看来,不同的书家有或生或熟之不同,书画之间亦有所不同。他说:“画与字各有门庭,字可生,画不可(不)熟。字须熟后生,画须生外熟。” [7]“字须熟后生”强调的是书法的“生”,“画须生外熟”强调的是绘画的“熟”。事实上,无论书、画,生、熟相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推而扩之,这个道理 又不限于书画。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有云:“治国家有二言,曰忙时闲做,闲时忙做。变气质有二言,曰生处渐熟,熟处渐生。”[8]人生修为的过程亦是生而 熟、熟而生,而其义谛亦当不离领悟与实践的相即相成吧。

[1]吴德旋:《初月楼论书随笔》,美术丛书本。

[2]董其昌:《画禅室随笔》卷一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3]董其昌:《容台别集》卷二,明崇祯三年董庭刻本。本段引文中的“右军临池,池水尽黑,假令耽之若是,故当胜”,出自孙过庭《书谱》。《书谱》 载王羲之对张芝、钟繇及自己书法的评价:“吾书比之钟张,钟当抗行,或谓过之,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精熟,池水尽墨,假令寡人耽之若此,未必谢之。”又载谢 安与王献之的对话:“安尝问敬:‘卿书何如右军?’答云:‘故当胜。’”。董其昌所引,将这两段话拼凑到一起,意思与原文大有不同。

[4]董其昌:《画禅室随笔》卷一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5]《石渠宝笈续编·淳化轩·董其昌临破邪论》。

[6]董其昌:《画禅室随笔》卷一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7]董其昌:《画禅室随笔》卷二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8]陈继儒:《安得长者言》,明崇祯间刻眉公十种藏书本。

本文原刊于《中国书法》2019年第4期

作者简介:

邓宝剑,1976年生于河北宣化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,获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。致力于美学和书法史论的研究。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。